这些天，有关中国足球界打黑反赌的报道很多，一些俱乐部“名流”纷纷出事进了“局子”，从初步揭出的赌球黑幕而言，问题十分惊人，以报道消息看，现在很难说哪个俱乐部是真正“干净”的，中国足球界给公众印象，实在已是京剧《玉堂春》中苏三眼中的“洪洞县”了。
中国足球为什么会“烂”到如此地步？依我个人看，是体制上出了毛病，即引进的俱乐部制“水土不服”造成的。对此，我们不妨看看在任内推行俱乐制改革的前国家体委主任、前中国足协主席表伟民是怎么反思的？
在《袁伟民与体坛风云》一书中，袁伟民简略而清晰地谈清了俱乐部制的来龙去脉。他说，在1992年他再次就任中国足协主席（第五任）之后，为了洗刷足球史上著名的“5.19”之耻，决意对中国足球进行改革，重点放在体制上，当年，中国足协在北京举行了那个关键的“红山口会议”，书中第八章说“当时国家体委认识到：体育界的改革（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）也势在必行，决定将足球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”。“当时分管体育的国务委员力主进行彻底改革，而且他要求的改革力度超过当时的国家体委的预想，他希望一步到位，中国足球实行彻底的职业化，走职业俱乐部的发展道路。”此后，“根据''足球俱乐部体制要一步到位''的要求，主持这次''红山口会议''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宣布：从1994年开始，举行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。”在这次会议上，袁伟民作为足协主席发表了三句话的“施政纲领”，于是，“中国足球就这样开始了''一步到位''的改革。”
当然，现在看来，中国足球改革失败了，成为了烂得无法再烂的行业，如果用“''外战''屡败，''内战''屡假”八个字来形容它，实在也不过分。为什么会改革初衷是“播下龙种”，但现今却收获的是“跳蚤”？对此，袁伟民也有反思，他说，“1993年的足球改革，虽然解放了思想，但是没有实事求是。虽然走向市场、走向社会了，但是这种体制变化没有做到循序渐进，因为你以前搞的都是计划经济的一套东西。”他认为，“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、按照体育的发展规律，当时的改革应该留有余地。”而足球改革“一步到位后，已经不只是体育的问题了。完全市场化，老板出资搞俱乐部他就要说了算，他有他的利益追求，这很正常。可是，矛盾却越来越多，到后来控制不住了，企业要彻底甩掉体委、由联盟来搞，而中国的体育产业、竞赛市场刚刚起步，参与者（投资方）、管理者、消费者，对足球商品化的认识理解和运营能力都很浅薄、很差，比其他领域的市场经济更不成熟，价值规律、宏观调控怎么把握？一时难以搞清。”
这里，袁伟民透露了当年足球体制改革（即将举国体制改成俱乐部制）的无奈和弊端，一是当年改革是奉高层意志匆匆上马的，其力度超出了国家体委和足协的预想，于是便只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但最后未摸到坚石作为支撑，所以过河时上不了岸，陷入“烂泥”中。二是目标定得过高，没有考虑循序渐进。三是外部条件准备不足，从“计划经济”过渡到“市场经济”的许多政策、法律措施不配套。四是缺乏社会舆论的监督，法制不健全。五是国家体委和足协实际上对如何掌控改革的节奏和力度缺乏经验，遇到问题束手无策，例如（球员）“工资失控了，价格跟价值严重背离，在内委内部造成很大冲击，这些年控制工资搞了两次，但是都不行，年底报来的账表面上都符合足协''限薪''的规定，实际下面给的都翻了几番。球员本事不大，但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啊！”也就是说，足协的管理是失控的。当然，袁伟民在书中没有说、也不便说的一个更重要原因，就是俱乐部制的体制，确立了“球员为金钱而打球、可以为金钱而不择手段”的拜全主义体制。而此后俱乐部内部出现矛盾、相互挖球员、为金钱而打假球、吹黑哨等弊端，其源盖出于此。
袁伟民任足协主席及国家体委（体育总局）领导时，赌球、假球正是逐渐发生并走向猖獗之时，当年曾有几次差点要被“揭盖子”，但后来都被捂住并混过去了，在这中间，也曾有人拍案而起，向体育总局、中国足协揭发，但后来都没有下文，对此，袁伟民在其中又该负多少责任呢？可惜他在这本叫《袁伟民与体坛风云》的书中提都没提，他究竟知不知道足球界的赌球、黑哨问题？他为什么要回避？正如袁伟民同志所说，中国足球闹到现在这副样子，确实是体制上出了问题，是俱乐部制“水土不服”，所以，假如反赌扫黑不研究体制问题如何解决，我看打黑反赌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看来，应该两手抓，即一手抓扫黑反赌，一手抓体制问题的根本性改革。袁伟民反思在足协“走麦城”的经历，未始没有启发。
